2019年最新解决留守儿童问题须过陪伴这一关

“我小时候也曾是留守儿童，不过那个年代和现在不一样。”全国政协委员、男中音歌唱家袁晨野非常关注留守儿童问题。童年时，由于父母在外地工作，袁晨野在农村跟着姥姥生活。

袁晨野在调研时发现，大部分留守儿童不仅仅缺乏物质的东西，更多是缺少陪伴。“从他们的眼神中可以看出来，这些孩子内心很敏感”。

年底，国家有关部门公布我国不满16周岁的农村留守儿童数量为902万人。其中，由（外）祖父母监护的有805万人，占89.3％；由亲戚朋友监护的30万人，占3.3％；一方外出务工，另一方无监护能力的31万人，占3.4％；还有36万农村留守儿童无人监护，占4％。

全国政协委员、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NGO研究所所长王名长期关注留守儿童问题。他发现，留守儿童现象不仅仅是经济问题。事实上，有的年轻父母并不是非要外出打工不可，有些人是单纯为了逃避农村生活，就把孩子留给老人。

“有一部分留守儿童并不是贫困所致，是他们父母自私造成的。”王名在调研中发现，有些年轻父母的家庭责任观念非常淡薄，很多人不愿意待在农村。

全国人大代表、中华女子学院女性学系教授孙晓梅建议，在小学、中学和大学设立家庭学科，提高人们的家庭意识和家庭管理能力。

其实，越来越多的留守儿童父母开始意识到陪伴的重要性。全国人大代表、山西省农科院研究员姚建民常年在田间地头，他观察到农村的留守儿童正在变少，不少孩子都随外出打工的父母一起生活。

张大龙是四川公益组织“爱有戏”的资深社工，他在接受中国青年报?中青在线记者采访时表示，留守儿童很难从父母那里获得有效的引导。因此，社会组织在介入的时候，可以从更多维度考虑这一问题，比如可以开展乡村阅读教育之类的活动。

“有时候解决留守儿童问题，不是钱的事情，这些孩子更需要陪伴。”张大龙说。

全国人大代表铁飞燕也长期关注留守儿童问题。她特别看重政府在解决这个问题中发挥的作用。铁飞燕建议，不妨为留守儿童建立成长档案，包括居住环境、监护人、家庭收入、学习情况、个性表现等，给留守儿童状况“画像”。然后，把这些精准的数据开放给社会组织。

“有了精准的数据，社会组织就可以实现精准帮扶。”她说。

当被问及共青团基层组织该如何做时，铁飞燕说：“不一定要有政策才做，一些人的思想观念还停留在‘等、靠、要’，解决留守儿童的问题需要吸纳社工一起参与，实现社会的共治。”

王名建议，政府是儿童福利政策的制定者，要确保儿童的基本福利特别是安全、受教育权得到保障。他表示，也可以让社会组织招聘村民来为留守儿童服务，但前提是要进行培训，服务过程中需要接受第三方评估。

“目前，我国保障儿童相关权益的制度安排散见于宪法、未成年人保护法、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等法律中，儿童社会政策碎片化，这使得贫困地区需要建立职能部门与社会组织联席会议来解决问题，但这终究只是一种基层行为，不能常态化、固定化。”王名呼吁，如果能颁布儿童福利法，就可以规范和健全现有法律法规，更有利于留守儿童问题的解决。（章正）